曾经的反叛者许多年后成了继起的一代代反叛者的偶像，也得到了主流的认可，完成从贼寇到王的变换，这大约是幸运的。这不是在说鲁迅，是兰波，Jim Morrison那样的履风之人，不顾一切的远走，抛弃家庭的羁绊，漠视道德的约束，那些刻意夸张的姿态只为了吸引目光，演唱会上得意忘形露出生殖器地放肆，小周与他们比，已是正人君子老实和尚了，我偏爱那些带着邪气的孩子，如陈寅恪般的宽厚优雅自然也欣赏，但只能退居次席了，更心仪王国维的极致，惜花者甘殉葬的气息，但我也受不了南海十三郎的恃才傲物，不可一世，似乎暗色深蓝的离经叛道更流露绝望的温柔。
Jim Morrison在翻烂了兰波的诗集后，追随着前辈的脚步，去往荒漠无人之地抑或郁郁葱葱的山村还是遥远的无名边镇，最终来到巴黎，依靠女友的钱过着波希米亚式的隐居生活，在体重猛增数十斤后死在了寓所，27岁，这个年岁莫非是天才夭亡的宿命，Jimi Hendrix，Janis Joplin，Cobain莫不如是，或染病，或大麻后的平静，或悲呛地自绝。但兰波不是，我不记得他活了多久，只晓得他19岁后不再写作。
他们都成名了，便是今日人们拿他们做反面教材的时候也需忌惮，是在规劝还是诱使。可是在反叛者的队伍中，有更多的无名者，像珍妮那样，没人记起，不是每一个放逐者身后都有一个阿甘来等待。嘿，还记得珍妮寝室挂着的一张Joplin海报么，Cobain的那段被错译的遗书也在我脑海里徘徊，“我想我最大的罪过在于自己曾怀着百分之百的快乐随意。”
兰波无视世俗荒谬的目光，把青春的狂躁与郁气全然挥发，生命只是用来实践艺术的试验品，来来回回乞丐般流浪，带着浑身恶臭在某个迷离的绿色雪夜里与哪位姑娘相吻，七情六欲的浓重描绘着五彩的元音。1876年，他参加了荷兰军队，三星期后便开小差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意大利游荡。1878，塞浦路斯。1880，埃塞俄比亚……从事武器贩子、咖啡出口商、摄影记者、勘探队员各类职业……
一百多年后，我偷窥了他给家人的信笺，寻找这个自私的家伙的点滴，
“但我不能去欧洲，因为一些原因：首先，我冬天就要死了；再者，我过惯了漫无目的的流浪生活；最后，那里没有我的位置。
我只有在疲惫与贫困的流浪生活中聊此残生，而惟一的前景就是在痛苦中死去。
我不会在此久留：我没有职业，一切都很贵。我不得不回苏丹，或阿比西尼亚，或阿拉伯地区。也许我会去桑给巴尔，从那里出发可以穿越非洲，也许去中国，到日本，谁知道呢？”
珍妮最终回归了平静，在生命将要消逝时，我不愿意《阿甘正传》是这样的结局，因我更倾向永不知错的任性，而珍妮回来阿甘身边仿佛告诉我：反叛终会消散在主流的怀抱中。阿甘的爱与包容是可怕的力量，似乎超越了成王败寇的世俗，因为他傻。
兰波也忏悔了，这忏悔也化作了膝盖的肿瘤，他死于马赛，履风之人的翅膀终于折断。
“看透了。形形色色的嘴脸一览无余。
受够了。城市的喧嚣，黄昏与白昼，日复一日。
见多了。人生的驿站。—噢，喧嚣与幻象！
出发，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！”
我靠，什么人。